你若是秦始皇会怎样?恐怕也要开疆拓土
翦伯赞说：“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在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秦统治者不仅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且还雄心勃勃地要传之万世，既然这样，他们就不应该实行暴政，因为就是普通人也知道暴政是不得人心，要亡国的。更何况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和雄才大略的李斯！其实秦时有很多事情，时人和后人都是看似明白实际上是都不甚清楚。因此接下来几章，我们不妨一起来探析一下与暴政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谓暴政，实际上主要是指赋役沉重和法治严苛。就赋役沉重而论又集中体现在修骊山陵墓、建阿房宫、求仙药、修驰道、修长城、南伐百越、北攻匈奴等数件大事上。在这数件事情中，由于南北用兵消耗的人力物力过于浩大，因而影响也最大。汉代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导致秦败亡的主要原因。如《淮南子》称：“当时由于南北用兵，男子不得耕种田地，妇人不得纺织布匹，老弱的人在路上服役，官员们在街衢以簸箕苛敛民财，生病的人得不到休养，死去的人不能被埋葬，于是陈胜崛起于大泽之中，奋臂大呼。”主父偃称：“由于南北用兵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因此使男子努力耕作也不足于提供粮食供给，女子努力纺绩也不足于提供帷幕用布。百姓凋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死者相望于道路，于是天下开始背叛秦朝。”严安称：“那时秦在北边与胡人为敌，南边为越人所牵制，陈兵于无用之地，无法脱身。这样持续了十多年，使得国力受到了极大的损耗。由于兵力损失严重，朝廷不得不让丁男都被甲上阵，而让丁女来转输粮饷，以至于苦不聊生，许多人因此吊死在路边的树上。于是等到始皇一死，天下便出现了大乱。”严助说：“秦南方用兵失利，不得不发谪戍以备之，当时内外骚动，百姓穷困不堪，出行的人不见回来，都觉得没法生存，结果很多人结伴逃亡，聚在一起做起了盗贼，山东于是出现大乱。”班固说始皇在位期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没有一天不用兵，结果导致山东出现大乱。
对于秦南北用兵的原因，有人将之归于统治者的贪婪，如《淮南子》认为秦伐南越是始皇“想得到越地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珍宝。”晁错称秦南北用兵，“不是为了保卫边地和救民于水火，而是贪婪暴戾想扩大疆土而已。”也有归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的，严安认为此举是始皇“想将他的淫威推行到海外”。主父偃认为这是始皇“务胜不休”的结果。更有人将之归为始皇迷信谶言所至，如司马迁称方士卢生入海寻神仙不遇，回来骗始皇而“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于是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匈奴（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是这不免让人叹息，要是始皇不贪婪，要是始皇不好大喜功，更让人忍不住胡思乱想的是要是始皇不迷信方士的谶言，那就不会有南征北伐，那么秦说不定也就不会亡了。然而叹息终归是叹息，剖析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秦必然会向南北两方用兵，而所谓的“亡秦者胡也”之谶言不与焉。
第一，北方民族的现实威胁与南方民族的潜在危机。
当始皇君臣并吞天下之后，环顾四周，生活在北部大漠的胡人和居住在东南部的百越让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匈奴对秦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百越则蕴含着潜在的危机。
当时沿北部边郡从东到西依次有东胡、匈奴、月氏等三大少数民族，这些人被统称为胡人。他们的存在对秦的统治构成了事实上的威胁。这些部落由北方古老的山戎、猃狁、荤粥等少数民族发展而来，起初由于夏、商、周政权的打击，这些部族一直发展比较缓慢。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之间长期争战不休，无暇顾及他们，他们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先是春秋中后期，在秦、晋、燕三国的边地出现了诸如绵诸、绲戎、翟、獂、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众多的部落。这些部落大概有一百多个，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他们互不统属，各自分散居住于河谷之中。发展到战国中期，各部落实现了区域融合。当时在秦的边地以义渠为强，在赵的边地以林胡、楼烦为盛，在燕的边地则是东胡为大。这时候南方的诸侯对他们又有了一个总的称呼即“胡”。
由于实力大增，因而对秦、赵、燕三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免就引起了沿边各国的重视。于是秦在秦昭王时发兵攻灭义渠，置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并修筑长城来防御胡人。赵则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地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等郡。接下来燕将秦开率兵袭破东胡，东胡因此向北退却千余里，燕国随后在边地修筑长城，并且又在造阳至襄平之间，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以防御胡人。在三国的强力打击下，胡人的发展势头暂时被压了下去。
然而到了战国末期，由于燕、赵在秦的打击下，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再也无力维护边地的安全，边地的胡人随之再度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于是当秦终于并吞六国后，抬头北望，不意发现北边东有东胡，西有月氏，中有匈奴，竟然又是强敌环伺，其中尤以匈奴最为强大。究其原因，再次获得其梦寐以求的阴山南面的土地，以及河南地（即今天的河套地区）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现代史家翦伯赞有过精辟的论述。
翦先生在建国初期曾去内蒙古做过一番实地考察，之后他在《内蒙访古》一文中谈了自己对这部分土地的看法：“过了集宁，就隐隐望见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伸展的山脉，这就是古代的阴山，现在的大青山。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条山脉像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内蒙分成两边。值得注意的是山的南北，自然条件迥乎不同。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据《汉书?匈奴传》载，这一带在古代就是一个‘少草木，多大沙’的地方。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
翦先生接着说，“现在的大青山，树木不多，但据《汉书?匈奴传》载，这里在汉代却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古代的匈奴人曾经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苑囿。一直到蒙古人来到阴山的时候，这里的自然条件，还没有什么改变。”
翦先生进而指出“愈是古远的时代，人类的活动愈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定住下来的骑马的游牧民族，更要依赖自然的恩赐，他们要自然供给他们丰富的水草。阴山南麓的沃野，正是内蒙西部水草最肥美的地方。正因如此，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内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只要占领了这个沃野，他们就可以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个沃野，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史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另一方面，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
这就是为什么赵武灵王时要渡过黄河，与匈奴争夺大青山南麓这一狭长地带，并将长城修在阴山一带的原因所在。然而后来随着赵国的土崩瓦解，不仅大青山南麓重回匈奴怀抱，而且他们又越过黄河进入了河套地区。而据汉初刘敬对刘邦讲，河套地区距离长安近的地方不过七百余里，轻骑一天一夜就能到达关中地区。这对于秦朝来说，等于大门洞开，实在是凶险之极。所以秦一并吞六国，马上就派蒙恬率10万大军北上抵御匈奴。当时月氏和东胡也相当强大，其中月氏的骑兵有一二十万。故而也是秦朝的强劲对手。可以说他们的存在，不仅不能使秦的声威远被异域，反而还有压缩其统治区域的隐忧。为着皇朝安危考虑，秦统治者有解决此一问题之必要。
当时在秦的周边除了匈奴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民族，那就是分布在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以至于越南北部等广大区域的百越，也就是越人。这是一个与中原的华夏民族同样古老的部族，由于它分布广泛、支庶众多，因而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便有了“百越”的称呼。这个部族中的于越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建立的越国曾长期雄踞东南，在春秋晚期不仅灭掉了强大的吴国，并且还北上中原，图谋霸权。战国中期越王无强自恃实力雄厚，一度兴师北伐齐，西伐楚。结果招致楚人不满，而兴兵伐之，杀掉无强，灭掉了越国。于越贵族不得不率领大批越人向南方各地迁徙，有的甚至移居海上。由于失去了权力中心，于是百越各部族纷纷自立君主，各自为政，只在名义上臣服于楚。
显然此时的百越正处于一个新的融合时期，一旦它再次形成新的权力中心，势必对北方的政权构成威胁。这从秦亡后，赵佗在南越称王就可以看出来。考赵佗之所以能在南越站稳脚跟，既与他得到了来自中土移民的支持有关，也与他受到当地土著的拥戴关系甚大。由于他得到了南越、闽越、西瓯和骆越的支持，从而使他获得了与北方皇朝对抗的本钱，竟然乘坐黄屋左纛之车，以皇帝身份发号施令，成为汉朝的大患。后来文帝时陆贾出使南越，赵佗还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见司马迁《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所以就秦朝而言，为了避免以后在战略上处于背动，就有必要防患于未然，把这片广大的区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其后来兴兵50万讨伐，既可见其对百越之重视，亦可见百越实力之雄厚，已到不得不用兵的地步。
第二，把王化推向四极乃帝王之盛举。
在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的心目中，天下对于王者而言，无论远近都应在他统辖的范围之内。此亦即《春秋公羊传》所谓的“王者无外”。同时由于相对于夷狄而言，华夏人有着较高的礼乐文明，因而华夏人在拥有文化优越感的同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教化异族的文化使命感，孟子所谓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见《孟子?滕文公上》），显然是赞同将先进的华夏文化推向夷狄。故而征服周边地区，对于统治者而言，不仅没有道义上的罪恶感，反而有一种向四方推行王化的正义感。
因此秦朝建立后，尽管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时秦的疆域不过是七国故地而已，然始皇君臣已在《琅邪刻石》上发出了“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豪言壮语。所谓“流沙”，南朝人裴骃的《史记集解》引东汉人郑玄语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泽。”而居延在汉之张掖郡，远在临洮之外。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所谓“《地理志》云‘张掖，居延县西北，有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而当时秦的西部疆域不过是达到了陇西郡的临洮、羌中而已。西部疆域是在秦昭王时确定的。当时在秦的西北地区，也就是今天陕、甘、青、宁一带，战国中期以来原有大荔、绵诸、月氏、乌孙、豲、羌及义渠等少数族部族。然自秦孝公始秦逐渐确立起在这片地区的统治，至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最终灭掉了最为强大的义渠，开始设置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临洮在秦极西之陇西郡，因为地临洮水而得名，而羌中在临洮的西南方。
所谓“北户”，裴骃的《史记集解》称《吴都赋》有“开北户以向日”的句子。刘逵解释为“日南之北户，犹日北之南户也”。故北户也就是说建在日之南的房子，为了朝阳采光，而门户开在了北面的意思。这显然说的是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情况，具体方位应在秦的象郡。因为此郡地理位置基本在北回归线以南，故可说北户在秦的极南之地。而象郡乃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所建，那一年，始皇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人、赘婿，以及贾人，攻取了南越地区，以其地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所谓“东海”既指东边大海。
所谓“大夏”，属于极北之地区。《淮南子》称九州之外还有八夤，也都同九州一样方圆千里，其中“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逸周书》中伊尹称正北方有空同、大夏等戎狄之国。清人吴玉搢《别雅》称“《汉书?武帝纪》：‘遂踰陇登空同’，《庄子?在宥篇》亦作‘空同’，司马彪注云：‘空同，当北斗下也’，《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则空同当为极北之地，而大夏与空同并列，则地之遥远可知。
显然除了东边之外，其他三面都是虚语，故琅邪刻石显见是极尽夸张之能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只能是我们今天的看法，在当时，恐怕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据说五帝的实际统治范围方圆不过千里，然而在《尚书?禹贡》所重构的历史中，由于禹的努力，其影响居然“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了。而到了周朝，其王畿不过是邦畿千里，然而《诗经?小雅?北山》已咏叹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秦代（见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声称自己的领土已尽地域之四极，实并不为过。
并且无论怎样表述影响之远，落到实处说的还是人，如果一个地方荒无人烟，那也就无所谓影响，故而《琅邪刻石》中叙过四极后，接着又说了“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八个字，其意即为人迹所至的极远之处即为地域之极致。而何为人迹所至的极远之处，则要据时人所掌握的地理知识而定了。就西方而言，秦自立国起就一直与西垂的少数部族争斗不休，可是到了秦昭王消灭义渠置三郡，将统治的触角延伸到临洮、羌中之后，就丧失了再向西发展的兴趣，这显然与临洮以西，生存条件恶劣，人烟稀少，既不能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又不足以引发其占有的贪欲有关。就东部而论，随着燕、齐、楚的相继被兼并，其势力也随之到达了东海，也就是说达到了其发展的极限，因为再往东据说就是仙人所居住的地方了。由此可见，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时，秦的统治确实已达到了东西二极。名实不符之处是南北两个方向上。当时在南方的百越，秦尚未能据而有之，而北方还在匈奴手中，因此秦统治者若想超迈上古，就应该在这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秦朝是以一个强势政权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它拥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秦的士卒自秦孝公以来一直以能征善战闻名于世。说起来，秦自其先祖时期就颇崇尚武力。秦之祖先据传说为帝颛顼之后代柏翳，此人曾佐舜调驯鸟兽，而被赐姓嬴氏，其人又佐禹治水土，故与伯益实为一人。其子孙后或在中原，或在夷狄，而秦即为在夷狄者，因而渐染夷风。如在西戎，保有西垂的中潏之父胥轩被称做“戎胥轩”，其母则是“骊山女”，后来封地在今天陕北的申国的申侯曾说过往昔他的祖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的话，而申国为戎族所建，故其“骊山女”亦为戎族，则中潏夷化甚重可知。中潏生飞廉，其后有非子，居于犬丘，喜欢养马和牲畜，并且在这方很有经验。周孝王时，孝王使其在汧、渭之间主管养马的事务，由于养马有方，结果马的数量大增。孝王因此分封非子土地于秦邑而为附庸，使其复续嬴氏之祭祀，号“秦嬴”。其后秦仲在周宣王时为大夫伐西戎而被杀，宣王又派秦仲的五个儿子率兵攻打西戎，破之，宣王因封秦仲子庄公为西垂大夫。庄公死后，襄公继位，其时一方面襄公之兄世父与戎人争斗不止，另一方面襄公又把妹妹缪嬴嫁与戎族丰王为妻。后来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襄公救周甚为卖力。平王东迁时又率兵护送平王，平王遂因功封他为诸侯，赐岐山以西之地，周平王对秦襄公说：“戎人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如果能将戎人从这里赶走，那么这些地就归秦所有。”这其实等于给秦襄公开了张空头支票，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平王的授权，此后秦遂名正言顺地在西方展开了拓疆事业，其间历文公、宪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直到穆公时，方才取得重大突破，所谓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称霸西戎。其后内部斗争不断，国家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从以上叙述可见，秦人自西来起，即深染夷风，所治之民又多属夷狄，因而民风极为彪悍。战国时人朱己曾对魏王说：“秦与戎狄风俗相同，有虎狼之心，贪婪、暴戾，好利而无信，不知道礼仪德行。”《淮南子》也认为秦国的风俗是“贪婪凶狠、刚强有力，热衷于利欲而缺少仁义道德。”可见秦人本就有尚武的传统。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传统。
商鞅变法，在军事方面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秦旧爵制的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功爵制。所谓二十等爵位也就是二十级爵位，每级都有不同的名称，其顺序从下到上依次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爵位可以通过军功来获得。如士兵能得敌首一枚，即赏爵一级。军吏所率军队若能完成规定任务，则军吏将被赐爵一级。如按规定若军队攻城，能斩获敌首8?000以上；野战能得到敌首2?000以上，就都算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赐爵一级。如按规定1个百将所统领的100名士卒若能在一次战斗中获得敌人33颗首级，那么百将和他下属的2个各领50名士卒的屯长就都赐爵一级。
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他就可以由第一级的公士起，积功直至第二十级的彻侯。在当时，爵位既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又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相联系。如爵位每增加一级，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如果想做官，可以根据级别的高低取得相应的官职，比如若爵位是第一级的公士，可以为5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二级的上造，可为10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五级的大夫，可为县尉，并得到6个奴隶的赏赐等等；有爵位者还拥有使无爵位者作为其“庶子”来为其服役的权利，每级爵位可以向国家申请一个庶子。在法律方面，爵位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爵高者优于爵低者。在诉讼时，只有爵位高的才能审讯爵位低的。若同犯一种罪，公士以下要判四年，而上造只判三年。上造以上爵位的人犯罪，只受降级处分，而一级以下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夺爵。此外爵位高的人死后还可以在墓上多植一棵树，若是公士就是一棵，上造就是两棵，以此类推。这样便使那些立了战功的秦人即使死了，也能享受世人的崇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商鞅通过制定二十等军功爵制，将各种利益与军功挂钩，从而使有功的人可以显示自己的荣耀，而无功的人虽然富足却无法获得世人的认可。此举强化了秦人的尚武传统，因而得到秦人的热烈响应。结果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一遇战争即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据说当时一听说要打仗便情绪激昂地以脚跺地、决心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锋利的兵器，无所畏惧地蹈向如炉炭一样火热的战阵、发誓要战死疆场的秦军战士，多得不可胜数。因而一百多年间，秦军攻城拔地，几至无坚不摧。据说楚人以鲛鱼皮和犀兕为甲，因而坚如金石，宛地出产的优质的铁做成的矛，惨毒如蜂虿。士卒身穿这样的甲，拿着这样的长矛，行动起来如飘风一般轻捷勇猛。韩国的士兵据说身被坚甲，脚踏劲弩，腰悬利剑，以一当百都不在话下。魏国的武卒可以身穿三重甲，头上戴着头盔，携带三天的粮食，半天能走100里路。齐国的技击之士在当时也很有名，但是所有这些勇士一到秦国的精锐之士面前，便都不行了。当时诸国的精锐之士，最为强悍的当属齐之技击之士与魏国的武卒，然而荀子说，齐国的技击之士抵挡不住魏国的武卒，而魏国的武卒则无法抵御秦国的锐士，两者一旦遇到一起，魏国的武卒就好比至脆之物以攻坚石，其势必败。张仪在为秦游说韩王时也说：“山东六国的士卒，披着战甲、戴着头盔来与秦卒决战，秦卒则扔掉战甲光着脚板来迎战，而战役的结果是秦卒左手提着人头、右臂挟着俘虏，凯旋而归。秦卒与山东之卒相比，就好像勇士孟贲与懦夫一样；如果比做以重力相压，那就好像勇士乌获与婴儿一样。战争发生的时候，用孟贲、乌获这样的勇士，去攻打不宾服的国家，无异于让千钧之重的东西坠落在鸟卵之上，这些国家是一定不会幸免于难的。”张仪的说辞难免有夸张之处，但秦卒在战国时期骁勇善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自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长平之战将赵国这一劲敌打垮之后，秦国的士卒在向东方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阻力，几可称得上兵锋所向势如破竹。下面我们不妨看一下长平之战后至秦并吞六国近四十年间秦攻打六国的情况：
五十一年（前256年），将军摎率军攻取韩国的阳城、负黍两地，并斩首四万。攻取赵国二十余县，杀死并俘虏九万赵军。又率兵攻打西周，结果西周君投降，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3万。
五十三年（前254年），使将军摎伐魏，攻取魏国的吴城。
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相国吕不韦发兵诛东周君，并灭掉东周国。使蒙骜攻打韩国。
二年（前248年），使蒙骜攻打赵国，定太原。又攻下魏国的髙都、汲等地。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三年（前247年），王龁攻打上党，初置太原郡。
始皇二年（前245年），麃公率兵攻打魏国的卷，斩首3万。
三年（前244年）蒙骜攻韩，获得韩国十三座城池。十月将军蒙骜攻打魏国的畼、有诡。
四年（前243年）攻下魏国的畼和有诡。
五年（前242年），将军蒙骜攻打魏国，攻下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等地，共取得魏国二十座城池。
六年（前241年）韩、魏、赵、卫、楚五国联军共同攻打秦国，并攻下秦国的寿陵，秦国出兵迎击，五国兵罢。攻下卫国的朝歌。
七年（前240年），攻打魏国的龙孤、庆都，还兵途中攻取汲。
九年（前238年），攻打魏国的垣、蒲阳。杨端和攻打魏国的衍氏。
十一年（前236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打赵国的邺，取九城，王翦攻打赵国的阏与、橑阳。
十三年（前234年）桓齮攻打赵国的平阳，杀赵将扈輙，斩首10万。十月桓齮攻打赵国。
十四年（前233年）在平阳攻打赵军，攻破宜安，并杀其将军。桓齮平定赵国的平阳、武城。
十五年（前232年）大兴兵攻打赵国，一军攻至邺，一军攻至太原，最终攻下狼孟。
十七年（前230年）内史腾攻打韩国，俘获韩王安，韩国亡。
十八年（前229年）在王翦、杨端和、羌瘣的率领下，大兴兵攻打赵国。
十九年（前228年）王翦、羌瘣全部攻下赵国的东阳地区，俘获赵王迁。
二十年（前227年）使王翦、辛胜攻打燕国，燕、代发兵迎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攻破燕军。
二十一年（前226年）王贲率兵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攻下楚国十座城池。不断地派兵奔赴燕国的战场，使王翦军力大增，于是打败燕太子丹的军队，攻下燕国的国都蓟城。
二十二年（前225年）王贲率兵攻打魏国，引黄河水围灌大梁城，大梁城因而被水浸泡坏，魏王只好请降，魏国遂亡。
二十三年（前224年）使王翦率数十万大军攻打楚国，王翦遂攻取陈以南至平舆的广大地区，在蕲地打败楚军，并杀死楚国的大将项燕。
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攻灭楚国，俘虏楚王负刍。楚国的遗民假借项燕之名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为王翦、蒙武所破。
二十五年（前222年）大兴兵，使王贲率领攻打燕国的辽东，俘获燕王喜。接着攻打代地，俘虏代王嘉。王翦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区，越君投降。
二十六年（前221年），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地的南部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
当然秦国在这数十年的攻伐中也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妨也看一下秦在并吞六国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
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十月，派五大夫陵攻打赵国的邯郸。四十九年（前258年）正月派兵增援王陵，但王陵却仍然取得不了突破，于是被免职，他的军队由王龁率领，五十年（前257年），王龁与郑安平攻打邯郸，赵人奋力抵抗，同时楚国派春申君率军来援，魏国的信陵君也率领8万大军来援，并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王龁只好解围而去，而郑安平则被赵包围，最后突围无望，只得以兵2万降赵。
五十一年（前256年），攻打赵国，楚国派遣将军景阳救赵国，韩国、魏国也派兵来救，赵国将军乐乘、庆舍攻打秦国将军信梁的军队，信梁的军队迎战不利，只好撤退。
庄襄王三年（前247年），蒙骜攻打魏国，魏国派信陵君率五国兵在河外打败蒙骜，蒙骜被迫撤退，信陵君率军追至函谷关而还。
始皇十四年（前233年），秦国攻打赵国的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秦军战于肥下，将秦军击退。
十五年（前232年），秦攻赵国的番吾，又被李牧击退。
二十二年（前225年）灭掉魏后，始皇派将军李信及蒙恬率20万大军南伐楚国，李信与蒙恬先是大破楚军，继而却被楚国大军跟踪了三天三夜，最终大破李信军，攻破其两个军营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只好狼狈逃窜。
显然秦在并吞六国的过程中，也不是一直都顺风顺水，损兵折将也是有的，有的时候还相当狼狈。但总的来说损失有限，未伤元气。可以说秦并吞六国实现统一之际，也是秦军有史以来最为强大之时，这从秦始皇陵发掘出来的秦兵马俑的壮观场面就可以看出来，秦军的实力确实是不容小觑。
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相继发现了三个秦陵兵马俑随葬坑，这三处兵马俑坑总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发掘出来的各类武士俑近7?000件，陶马600余件，车100余辆。此外还有大量的兵器。根据学者考证，这些兵马俑都是以军阵的形式排列的，且是以当时守卫京师的宿卫部队为参照设计的。
就陶俑、陶马而言，所有的陶俑、陶马都与真人真马一般大小，因此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秦军的精神风貌。具体而言，这些陶俑个性鲜明，或虎背熊腰，或面含微笑，或须髯开张，或浓眉大眼，或神情拘谨，可谓千人千面，无一雷同。但同时又有着一致的共性，那就是身高多在1.8米左右，体格健硕，孔武有力；着装大多免盔束发、着短褐、扎裹腿，穿薄底浅帮鞋，紧系鞋带，显得相当轻便灵活；神情大都意气昂扬、刚毅勇武、充满自信；军姿整齐划一，显示出对军令的绝对服从。雄骏的陶马形体也与真马大小相似，高1.7米，身长2米，制作精良，结实饱满、神态生动。
在军阵的设计上，一号坑中的6?000余件兵马俑组成的是以步兵为主的长方形军阵。军阵坐西向东，其前锋为三列南北向的横队，每列68人，共204人。这些大都是不着铠甲的轻装步兵俑，多为弓弩兵，他们背负矢箙，手持弓弩，可以随时交替远射敌人，但因自身缺乏防护能力，故短兵相接时，即迅速撤至阵中或向两翼疏散，给身后的主力腾出位置。在一号坑中，军阵的主力是前锋后面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的38路纵队。在俑坑的南北两边廊各有一列180个甲士弓弩俑分别为面南、面北的东西向横队，西端有三列南北向的甲士俑横队，其中两列面东，最后一列面西，这是军队的两翼和后卫部队，用以防范敌人从两侧及后部袭击。总之，一号坑作为秦军主体部队的象征，显示出秦步兵在大规模作战时队形异常坚固，充满着极强的战斗力。
二号坑中的900余件俑，470余匹陶马，89乘木质战车，组成的是一个以战车、骑兵为主，以步、弩诸兵种为辅，混编的曲形军阵，此阵共由四个小阵组成。
第一个小阵是立式和跪式弓弩步兵俑组成的方阵。此阵位于曲形阵的前角，它分为阵表亦即军阵的四边和阵心两部分。阵表是由184件立射式弩兵俑组成；阵心有八列共160件面东的蹲跪式持弓俑。立式俑双足一前一后跨开成直角，好像正在控弩射击的姿势。跪式俑左膝蹲立右膝着地，弓竖起，左手在右肋处握弓杆、右手稍向后下方牵弦、呈待机射击之势。设置此方阵的原因是弓的优点是随张即射，不足之处是劲力有限；弩的优点可以蓄积弹力伺机发射，且具有穿坚摧锐的力量，不足之处是装矢的过程比较长。把这两种兵器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前后相次，能够通过轮番发射的方式来弥补各自的不足，从而将长处发挥到极致。
第二个小阵是个方形的车阵。位于曲形阵的右侧。有战车8列，每列8乘，共64乘。每乘车上有甲士3人：一为驭手，一为车左，一为车右。为了便于进攻和防守时互相掩护，两乘为一组，共计32组，其中每8组10乘为一编队。64乘可以编成4个小队，从而组成一个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