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的老总牛根生在10月初的一次中国高层企业家聚会中，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企业的困境，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蒙牛受损严重，现金流遇到危机，此前因为要解决发展资金而抵押给摩根士丹利的股权因无力赎回，可能面临被外资获得的局面，这样一来，蒙牛的话语权将落入外资之手。
牛根生因此写万言书"求援"，称"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目前，国内众多企业家纷纷解囊，以助蒙牛渡难关。
牛根生的万言书，在网民中没有产生意料之中的保护民族企业的回应，使得近年来民营企业通过发起大规模"保护民族企业"的情绪来保护自己的尝试，成为一种危险的语法。这起码说明，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情况下，"保护民族企业"很难再被当成铁布衫穿在身上。这点虽然宏观上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我们天生好学，可以从中发现，人身健康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这是中国民智开启的一个进步，应该被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统计年鉴。从这个角度上，宗庆后和牛根生人同命不同，尽管牛根生的眼泪要多情许多。
蒙牛本身是一个参与了国际资本市场游戏的企业。如果"毒奶危机"最终在保护民族企业、保护民族品牌的大旗下安然度过，不知道这是消费者的悲哀，还是中国社会伦理序俗的悲哀？或者，且不论把"毒奶危机"和民族荣誉、国家利益等词汇相系是否儿戏，只不知蒙牛在多年来努力"与国际接轨"之后，如何在"国际规则"中继续话事……当然，民族企业不为民族，却要民族来爱它，这几乎已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常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曾提出，希望每个中国的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而那些在民族企业工作的人，是怎样来回应的？鉴于保护民族企业的重要性，我建议中投公司立即收购河北三鹿公司，却不知中投公司有没有这个觉悟，站在帮扶民族企业的立场上，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很搞笑的现象，就是我们有能力令一种不正常的规则变成为常态，也有能力在这种不正常和常态之间随意游走，因为我们总可以找到恰当的解释。只可惜，我们在媒体和法庭面前，并不能坚持同样的证词。有这样一个游戏，比如我是生产含铅玩具的，你是生产"山寨奶粉"的，我的产品肯定不会给我的小孩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把这个玩具卖给你的小孩用。你的奶粉，当然也一样。在这种游戏中，责任人是谁？或者说，是个人出来负责的问题，还是各种潜规则同流合污的必然？这种话深入了讲没劲，讲多了又成了"易子而食"的场面，似乎也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哪个行业主观故意去造成的，似乎也不是谁一出手就能解决得了的。
像蒙牛这样轰轰烈烈的企业，一夜之间从云端落到草原，不光是充分说明前述游戏的巨大风险，还在于证实了，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是人与国家所有关系中的最低要求。我们一切的社会关系、一切的社会运作方程，都是在这个最低要求的契约下展开的。没有这个契约，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蒙牛悲情的眼泪，只与其个体生存前景有关。至于民族利益，请将其置于产品中，而不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把它顶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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